虽然日本疆域狭窄、资源匮乏，但日本国民却很受世人注目。不少外国的学者不惜倾注心血研究他们。
以拉夫卡迪奥·赫恩为例，这位生于希腊、长于英法的作家，从1890年到1904年，生活在日本达14年。1891年，他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为妻，随后采用妻子的姓氏，取名为小泉八云，并加入日本国籍，在日本教学和写作。
在小泉八云所著《陌生日本一瞥》中，他把日本民族描绘成了一个谦逊、坚韧的民族，面对危险、威胁、哀痛和其它沮丧情绪时，依然能够自尊、自重，并保持微笑。在书中，他这样写道：
日本人在面对死亡时也能保持微笑，并时常如此。这时的微笑与其它任何时候的微笑并无不同，不是轻蔑，也没有伪善，更不是出于性格的软弱而病态地服从。它是礼节使然，同时又是一种静止的语言，是长期精心教养的结果……
在日本式的教养中，微笑应当像是一个鞠躬，一个跪拜……微笑应当被用于所有令人愉快的场合，对上级抑或是对同辈；甚至在不愉快的场合，它也应当是你保持优雅举止的一部分。微笑着的脸最能让人感到愉悦；对父母、亲戚、老师、朋友和衷心祝福你的人保持愉悦的笑容应当被视为生活的规则……即使是心碎的时候，要对社会负责也应当勇敢地保持着你的微笑。
小泉的优美文笔有如给日本的国民性笼罩上了一袭美丽的轻纱。有些学者，比如中国著名作家、编辑家胡山源先生，认为小泉八云对日本的国民特性有过谀之嫌。相对而言，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中有关日本国民性的分析则更具学术性。
本尼迪克特是一位从未到过日本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她从客观的视角，描述了她研究中的日本。
二战末期，本尼迪克特受命于美国政府完成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研究报告。当时，美国政府急于制定有关战后治理日本的政策，需要了解两大问题：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进攻日本？第二，如果日本投降，美国是否要保留日本政府机构及天皇？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进行了调查，同时也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及时事报道，完成了这份报告。她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以直接的方式统治日本；美国需要保存并运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她的预见和建议得到了证实和采纳。
1946年，该报告被整理出版，在日本反响强烈。1951年，该书被列为日本《现代教养文库》，并被称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关于日本研究的经典著作。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非常矛盾的民族性。“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者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双重特性——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桀骜自尊又谦逊有礼；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勇敢又怯懦；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在书中，本尼迪克特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日本社会诸如明治维新、日本的农民阶层等概况作了介绍；分析了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地位；也分析了日本社会等级制度及“安分守己”的习俗；论述了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日本国民形成双重性格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将文化模式分为“感罪恶之文化”和“知耻辱之文化”，日本文化则被她列为典型的“知耻辱之文化”。
对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相关领域的学者有褒有贬。
土居健郎对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颇有研究。他出生于1920年，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曾任日本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他也研究日本国民性，著有《精神分析和日本人的性格》和《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等著作。《日本人的心理结构》自1971年出版以来，连续多年位居畅销书之首，迄今依然是日本心理学研究必读的教科书，也是世界公认的研究日本现代文化及民族精神的经典著作。
1950年，土居健郎在美国学习时，一位美国妇女借给他一本《菊与刀》。他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这样写道：“我一气就读完了。真是写得妙极了，好像许多地方都在说的是我，其中的描述都与我的身影重复。”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列为“知耻辱之文化”，虽然得到大多数海外日本研究专家的认可，但土居健郎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土居认为，本尼迪克特的思维方式中带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她看来，“感罪恶之文化”注重个人心灵深处的内向的行为规范；“知耻辱之文化”则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向的行为规范。其次，她片面地把“罪恶感”与“耻辱心”视为两种毫无关联的感情，其实，这两种感情是可以并存的，比如，一个忏悔的罪犯既会有罪恶感，又会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感到耻辱。本尼迪克特之所以得出“日本文化属于典型的知耻辱文化”的结论，是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日本人的意识里似乎没有什么罪恶感。原因在于西方人的罪恶感总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而日本人一般是在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集团利益，失去集团信赖时才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日本人罪恶感的结构鲜明，即源自背叛心理，终结于谢罪行为。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文化情感研究实验室主任大卫·松本教授在他的《解读日本人》一书中则这样评说道：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反映的是一些日本的传统、固有的看法。究其原因，一则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她无法访问日本，获得第一手的对那个国家深刻的亲身经验；加之她的研究资料来源于对部分在美国的日本人的访谈，最近事件的报道以及关于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一些书籍。因此创造出的是光鲜的、符合传统观念的日本人的形象。
西谚云：我们要亲近朋友，但更要与敌人紧密相处。与此同理，我们要了解朋友，更应研究敌人，这也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主旨所在。1930年，胡山源先生在小泉八云所著《日本与日本人》的译者自序中，这样解释他翻译该书的缘由：“逼近我们的强邻，不外乎日俄二国。日本对我们怎样的欺凌，不用多说，谁都知道，比俄国只是有过之无不及。我们起先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日本人的详情，现在虽然有些人已经注意及之了，却又只留心着他们的外表，仍然是一个缺憾。本书是从心理上，哲学上，来解剖他们整个的内心生活的，我们要研究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可以藉此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参考。”
虽然，《菊与刀》初版距今已逾半个多世纪，总体来说，它迄今仍不失为一部有助于深刻了解日本国民特性的经典读物。
徐璐撰稿
《菊与刀》 南海出版公司 2007年10月第1版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另著有《文化的类型》、《种族：科学与政治》等。
本书目录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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